今日的宗教情勢為何？

在美國的一個城鎮，年長的公民被告知他們不能在社區活動中心唱福音詩歌或者在餐前祈禱，因為社區活動中心是公共建築物。只有在一項大規模的法律訴訟之後，他們的權利才得到保障。

一個兒童被告知她不能把印有「耶穌」的鉛筆送給學校裡的朋友。她哭著問她的母親：「為什麼學校討厭耶穌呢？」自由法律協會(Liberty Legal Institute)的首席諮詢員凱利 夏克福(Kelly Shackelford)，在2004年美國國會的一場有關表達宗教的聽證會上作證，「這些小朋友明白這個訊息，他們的宗教被當作是骯髒字一樣。這些兒童在很小的時候就被教導『不要和人談你的宗教信仰』、『它很骯髒』、『它很不好』。」

在2004年3月，法國國會訂定一條法律，禁止學童在公立學校佩帶有宗教象徵的東西，包括許多回教女孩所戴的頭巾與面紗，太大的十字架與猶太人的無邊小圓帽。

顯然，對宗教的攻擊持續存在而且愈發活躍，不過這些攻擊也與宗教本身一樣的古老。然而，有關神職人員性變態的報導，玷污了全世界幾乎每一國的新聞頭條，再加上控告相關的教會要求數百萬美金的賠償並且勝訴，這些卻是全新的情況。此時，這些教會正暗中遭到襲擊，不僅逐漸削弱他們精神與物質的力量，在一些案子裡更是威脅他們的生存。

雖然這種致命的攻擊是前所未見的，但它源自於十九世紀末。就是那時候精神科醫師第一次企圖用他們「無靈魂的科學」去取代宗教。1940年精神科公開地聲明它的計劃，當時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FMH)的共同創始人，英國精神科醫師約翰 羅林 黎斯(John Rawling Rees)，在全國心理衛生委員會中演講時提到：「自從上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已經滲入全國不同的社會組織……我們已經對很多專業發動有效的攻擊。其中最容易攻擊的當然是教育界與教會。……」

另一位世界心理健康聯盟的共同創始人，加拿大精神科醫師布羅克 奇松姆(G. Brock Chisholm)在1945年強化了這個大計畫，他瞄準宗教的價值觀，並要求精神科醫師將「人類……從善與惡的沉重負擔中解放出來。」惡意地篡奪古老宗教的原則，精神科醫師漂白了犯罪行為，並將罪與惡定義為「精神失調」。

在《撒旦之死》(The Death of Satan) 一書裡，作者安得魯 迪班可(Andrew Delbanco)提到「形容罪惡的術語」正逐漸消失，以及「將罪惡模糊化」的過程。在精神病學出現前，社會一直以「道德上的罪惡」這個清楚的概念來運作。然而今日，我們聽到一些像是「行為問題」或「人格異常」的委婉用語。 迪班可將這些觀念形容為「……由於責任的概念已經消失，而人類被重新視為一個有明確功能的零件。如果它無法正確執行功能，那麼它就要被修理或被除掉；但是這當中沒有真正的責備感。……我們變成以調整錯誤的角度來思考，或者如果太糟糕的話，就把它丟掉。」

精神病學顛覆宗教計劃的結果就是，善與惡的行為、對與錯的表現、以及個人的責任等等的概念，遭受重大的打擊，以致於今日人們幾乎沒有任何準則可以用來確認、判斷或指引他們的行為。像倫理、道德、罪與惡等字眼幾乎快要從日常用語中消失。

迪班可進一步闡述：「邪惡的表現比以前多太多，但我們的回應卻比以前軟弱許多。……我們無法輕易地看見加害者。……人更不容易被揪出。……以魔鬼的作為到處都是，但是沒有人知道哪裡可以找到他。……惡通常隱身於現代生活嘈雜的背後。……我們感覺到我們的文化無法再給予我們用來表達的文字。」

對於社會與宗教雙方，後果都是毀滅性的。並不是邪惡它消失了── 大量證據顯示邪惡或是毀滅性行為在社會上自由運行著── 但它也如同往常一樣，令人難以面對。但是每個人都想活在一個邪惡可以被定義並且擊敗的社會裡。

他們不想嗎？

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不知不覺地成為精神病學在地獄中蓄意構思出來的「社會工程」實驗的大白鼠。這個實驗包括了對社會上重要的宗教與道德堡壘予以攻擊。當人類能夠清楚地感知、表達並處理邪惡時，它就無法繼續進行下去。它目前潛藏在我們破裂社會的背後，它是邪惡的縮影，偽裝在最社會性的外觀之下。

在近代以前，是宗教在提供人們道德與靈性的標誌，這些是他創造並維持他引以為傲的文明時必須的東西。宗教也提供過著更高意義及目標之生活時所需要的啟示。在這個危機中，宗教領袖們背負著採取決定性步驟的責任。

神職人員必須去除精神病學及心理學所製造出來的無靈魂的唯物論枷鎖，並將宗教放回到信仰宗教的人手上。

的確，宗教領袖們必須要負起這個責任，不只是為了宗教的生存，也為了人類的生存。

國際公民人權委員會
總裁

珍 伊斯特蓋(Jan Eastgate)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