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報告詳細檢視過去七十年裡對司法系統的猛烈攻擊——不只來自罪犯。我們的法院裡有一股隱藏的影響力，它雖然大聲主張它的專業以及渴望幫助，但它反而背叛了我們最珍視的價值觀，而且以高漲的公共支出，帶給我們急速成長的犯罪人口。那個影響力就是精神病學和心理學。

在西拉鳩斯市紐約州立大學任職的傑出精神病學榮譽教授，湯瑪士 薩茲(Thomas Szasz)博士評論表示，今日「精神科醫師去檢查人們以決定他們是否要負責的現象，是我們社會風貌的一個普遍特色……。」同時，他認知到精神病學是「過去六十年裡對社會最具破壞性的唯一力量。」

這讓你震驚嗎？這是無庸置疑，但也是合理和有眼光的。薩茲博士是一位享譽國際、著有三十本以上書藉的作家。他同時也具有經驗和地位，可以聲明精神科這一行已經持續破壞我們的文化根基——個人的責任、成就的標準、教育和司法。最後的結論，他說：「……精神科醫師必須為他們假裝嘗試解決卻製造出來的問題，負起大部分的責任」。

從1965年起，美國未滿十八歲人口的暴力犯罪率增加了147%，同時違反藥物毒品濫用的比率超過597%。 整個歐盟、澳洲和加拿大的暴力犯罪率，最近的數字甚至超越了美國。從1970年代起，法國的犯罪率也上升了97%、英國是145%、而西班牙是410%。英國暴力犯罪率從1985年起已急升545%。 瑞典現在的犯罪受害率比美國高出20%。而根據俄羅斯七所監獄的一項研究，發現43%的受刑人曾注射藥物毒品。他們當中有13%以上是在監獄裡才開始的。

罪犯矯正更生是一個被遺忘的夢想。我們建造更多的監獄，也通過更嚴苛的法律，因為相信它們可以產生嚇阻作用。在這同時，正直的人們逐漸喪失對司法的信賴，因為他們看到邪惡的罪犯利用詭異和無法理解的抗辯策略來避免被定罪。

在1940年代，精神科的領導者宣稱他們的意圖是去滲透法律界，並帶來「重新的詮釋並且最終要根除對與錯的概念。」

法律的規範和一個可運作以及公平的執法系統，把文明的民主國家和極權國家區分開來。公民有權利倚靠這個系統，獲得他們的和平與安全。

回頭看精神科醫師卡爾 梅寧傑(Karl Menninger)興高采烈地宣告，華盛頓特區聯邦上訴法院在1954年所做的決定，「就總體效果而言更有革命性」，更勝於最高法院決定終止白人隔離非裔美國人的政策，他的高興已預言了今天的現象。因為他當時指的是，法院判決確定一名心理有缺陷的人不用對非法行為負起刑事責任。

此判決在美國讓精神科在法庭上的證詞立即增加，並迅速擴散到全球。這個趨勢對司法所造成的巨大衝擊，已經忙壞了全世界的法律學者、犯罪學家以及公共政策專家。他們一致同意，這個「全然革命性的結果」，已經讓大眾對於司法系統有沒有能力達成快速與公平的司法正義大失信心。

梅寧傑當時有理由感到高興， 因為這個判決是在當時帶頭的精神科醫師們（梅寧傑是其中之一）提出要滲透法律界作為全球精神科戰略計劃之一的十年內就出現。布羅克 奇松姆(G.Brock Chisholm)和約翰 羅林 黎斯(John Rawlings Rees)是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FMH)的共同創始者，他們在當時直言不諱地告訴同僚：「假如種族要從善與惡的沉重負擔中獲得解放，精神科醫師必定要負起最初的責任。」

為了回應奇松姆的宣稱，美國公共衛生處顧問兼美國精神醫學會(APA)主席當選人山謬 漢彌頓(Samuel Hamilton)，把他和「古代預言家」相提並論，說他送給「我們應該居住的『新耶路撒冷』。」

黎斯毫不忸怩直率地說：「大眾的生活、政治和產業都應該要在[精神科的]影響範圍內。……如果我們要滲透其他人的職業和社交活動，我想我們必須仿效獨裁主義者並組織某種第五縱隊的活動！……因此，讓我們都非常秘密地成為『第五縱隊者』吧。」黎斯認為法律和醫學是「兩個最難」去「攻擊」的領域。

而他們過去所做的攻擊，也因為他們的影響，使得結果就是今日此一體制正在失敗。現在必須要靠在此體制內許多有良心、努力工作、卻越來越沮喪的人們去認知這一點，並去除這些破壞性的侵入者。

這份報告裡，我們希望能幫您了解這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展示精神病學的思想體系與行為如何導致現今罪犯矯正的失敗與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最後，我們打算扭轉這些趨勢。我們相信這份資料會幫助那些心存善念和正直的人改正那不符人民需求的系統。良善、有生產力、絕大多數的我們理應獲得更多。

國際公民人權委員會總裁

珍 伊斯特蓋(Jan Eastgate)

敬上